· 微 笑 的 天 使
· 开拓创新谋发展 众志成城铸辉..
· 以科学精神把握好十种关系 推..
· 汇聚正能量 共筑中国梦
    参政议政 当前位置->参政议政->   

推进司法改革 实现司法公正

发布时间:2016/5/9 13:53:19  浏览次数:752   

推进司法改革  实现司法公正

  摘要: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关于司法改革的论述,为今后一个时期司法改革指明了方向,司法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还包括整体公正和个体公正.

 关键词: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整体公正,个体公正.

  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尊重司法规律,促进司法公正,完善对权利的司法保障、对权力的司法监督。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法治建设为主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问题。其中,司法改革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独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本文主要探讨一下我国的司法改革中的一个问题.即关于司法公正的问题.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被认为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句名言深刻揭示了司法公正的重要性。老人摔倒,路人围观,无人伸手,老人死亡。这不是一个偶然案子,而是在我国经常会发生的社会新闻,说起原因,很多人会归咎于南京鼓楼区法院判决的彭宇案。彭宇案的一审判决是,“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二审判决虽然和解结案,但是彭宇终究还是掏出了真金白银进行赔偿。这个案子本身不复杂,由于证据不足,开庭三次,实际上,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证据不足,就应该直接判决原告(老太太)败诉.但是,一审法官却这样推理:“从常理上分析,其(彭宇)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仅仅好心相扶。如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你送去医院干什么?但被告未做此等选择,而是把老人送上了医院,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这个判决,对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制约力。习总说,要懂得“100-1=0的道理,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九十九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那么,什么是司法公正?这就要通过审判的方式,通过说理的方式,通过证据展示的方式,通过一定的程序方法来实现.在司法的过程及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学理上,司法公正有二个方面,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整体公正和个体公正.

,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所谓实体公正,就是说司法活动就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做出的裁决或处理是公正的。杀人就要偿命,欠债就要还钱. 就司法系统而言,实体公正是指司法系统的最终“产品”是否公正的问题.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之上。例如,某甲违约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某乙犯罪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但这是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某甲确实违了约和某乙确实犯了罪。如果某甲本来没有违约,某乙本来没有犯罪,法院却让某甲赔偿、让某乙受罚,那么这显然就毫无司法公正可言了。事实认定有误,实体公正就成了一句空话。然而,案件事实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需要还原,他们都必须通过现存的材料去认识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或者说,司法的认识活动都具有逆向思维的特点,即从现在去认识过去,从结果去认识原因。怎样去认识?就是证据,通过各种证据来还原事实.案件中各种证据的情况又是错综复杂的,人们对证据的收集和使用是要受时间、空间,技术,思维等有关条件限制的,因此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模糊性。正因为证据的不确定性,导致案件事实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准确,法官依据证据对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判断也就据有了不确定性.所以认定案件事实的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似乎案件事实总是泾渭分明,非黑即白。认为认定案件事实即使不是一道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题,也一定是一道能够找到确切答案的几何题。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习惯于非此即彼、非真即假、非对即错、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一件证据,要么就是真的,要么就是假的。一个认识结论,要么就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绝对不能有第三种可能性。有人说,承认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时存在模糊性和局限性,这不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潭了吗?.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类是有能力认识一切客观真理的。这是从终极意义上说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世界上的每个事物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都是可知的,并不等于说每个具体的人都有能力认识客观真理。恩格斯就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因此,就每一个具体案件来说,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不是“绝对真理”,都只能是“相对真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程序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这样说,没有程序公正,即使做到了实体公正,也很容易引起人们合理的怀疑和猜测。而要使整个社会和公众都相信法院裁判的公正,只能通过程序公正才能实现。

  那么什么是程序公正呢?程序公正,是指诉讼活动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换言之,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所受到的对待是公正的,所得到的权利主张机会是公正的。正所谓,你有指控的权力,我有抗辩的权利.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指控某某杀人,我们就要查明,什么时间,地点,用什么工具,什么原因,最后决定适用的刑罚.程序公正是指司法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否公正。你这个判决是怎么来的?是否是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用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做出的?被告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了吗?这就是程序公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处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一种极端的作法是片面追求实体公正,忽视程序公正。一言以蔽之,无论程序如何,无论手段如何,只要结论是公正的,就是司法公正。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国的诉讼制度也曾经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例如,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刑讯逼供,已经无数次证明了刑讯逼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尽管有些人声称“不动大刑,焉得实供”,但是在“重刑之下,屈打成招”的例证确实不胜枚举。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正当的程序.另一种极端的作法是片面强调程序公正,甚至以牺牲实体公正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而美国的司法制度堪称代表。宁肯放纵违法犯罪者,也不能让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他们认为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且对社会的危害更为严重。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判例.在一起绑架抢劫案的审判中,公诉方的主要证据之一是被告人米兰达对警察的供述,后来亚利桑那州法院判处被告人米兰达犯有绑架罪和强奸罪。米兰达不服判决,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声称他在接受警察讯问时不知道自己有会见律师的权利,也不知道自己对警察说的话会被法院用做定罪的依据,所以才违心地承认了自己有罪。1966年,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经过评议,以54的票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撤销了亚利桑那州法院的判决,并且规定警察在对被捕者进行讯问之前必须先告知其依法应该享有的权利,包括会见律师权和保持沉默权等,否则警方在此之后获得的口供不得用做审判的证据。尽管在该案中,两名强奸受害人在混杂辨认中都正确地指认米兰达为罪犯,尽管还有其他证据可以间接地证明米兰达就是罪犯,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为了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宁肯冒着放纵罪犯的风险。后来,这一规则被人们称为“米兰达忠告”规则,并且被广泛地应用于美国的执法和司法实践当中。此后,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总能听到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作为呈堂证供 .1995年前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O.J. Simpson)杀妻一案成为美国历史上疑罪从无的最大案件。轰动一时。由于警方在取证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严重失误,使得这些证据没有能符合“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排除被告不可能涉嫌犯罪的一切可能”这样的一个间接证据运用规则。被无罪释放。美国法律中有一条著名的证据规则:“面条里只能有一只臭虫”。主要是说,任何人发现自己的面碗里有一只臭虫时,他绝不会再去寻找第二只,而是径直倒掉整碗面条。同样,即便洛杉矶警方获取了大量能证明辛普森有罪的证据,但只要其中有一样证据是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就都不能被法庭采信。就象碗里的面一样,虽然只有一个虫子,整碗面也要倒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老鼠屎坏掉了一锅汤.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会影响到刑事司法系统的效率,会影响到打击犯罪工作的效率。众所周知,美国的毒品、暴力等犯罪非常猖獗,“犯罪王国”的帽子一直难以摘掉,这其中固然有多方面的社会影响因素,但是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过于强调保护人权因而对犯罪打击不利,显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原因。

,整体公正与个体公正。

  司法公正应该是对社会成员整体的公正,还是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公正?个人利益包括经济收益、生活安全、权力地位、名誉声望等。社会整体的利益包括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社会安宁、公共秩序等。在有些情况下,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是可以一致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则是对立冲突的。例如,个人的经济利益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社会经济发展了,个人才能富裕。一个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去发财致富。但是,当社会全体成员不可能以“齐步走”的方式共同富裕的情况下,总要有先有后,一个人的经济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和其他人乃至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冲突。在如何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问题上,不同国家在建立司法制度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有些国家在司法活动中强调要优先保护社会整体的利益;有些国家则在司法活动中强调要把个人利益的保护放在首位。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之一就表现在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价值定位上。东方国家具有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传统,因此一个人为了国家利益、社团利益或者家庭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值得鼓励和倡导的行为。在我们国家的社会现实中,特别是刑事案件的侦察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案子办成了“夹生饭”。家也搜了,人也抓了,该上的手段都上了,该查的线索都查了,可就是没拿到过硬的东西。怎么办?放人吧,确有重大嫌疑。不放吧,可又没法儿交待。办案人员在此没有绝对安全的中间道路可走,必须在“放”的风险与“判”的风险之间进行选择。必须承认,我们的传统或习惯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虽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的观点也有很大的困难。我们在心理上极不愿意让有罪者逃脱处罚,逍遥法外.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了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害。两相比较,我们要更加注重保护社会利益.换言之,如果一定会有错误的话,那么这错误的恶果当然最好由个人承担而不要由社会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上去,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

     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多采用向个人利益倾斜的价值定位,美国在建立其司法制度的时候采取了强调个人利益的态度。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具体体现,离开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就不复存在,因此司法系统必须强调保护个人利益。具体到刑事诉讼中,他们认为被告是个人利益的主要代表,检察官则是社会利益的主要代表。由于被告方在法庭上往往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所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特别强调保护被告人的权益,否则就不能保持这两种利益冲突中的平衡。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司法公正的新判断

  18届四中全会提出,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把公平正义运送到人民群众的家门口.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怎样理解这些论断呢?本文认为,我国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从重视整体正义转向重视个体正义.

以前讲司法机关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为社会稳定发挥作用.司法机关要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刀把子.都是从整体上来讲的,维护的是整体的利益.习总说,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司法公正最高的标准.这句话里讲的是每一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民;讲的是具体的正义,而不是抽象的正义。抽象正义是容易实现的,但具体的正义很难。让人民满意相对容易,但让每个具体的人满意是很难的。也是很高的标准。这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司法改革价值取向.

第二,从轻视司法程序到重视司法程序.

  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过去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保护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在追求司法公正的今天要加强对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程序公正则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因此通过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并进一步全面实现司法公正是一条可行之路。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因此就要有切实可行的证据规则来保障正确地收集证据和使用证据,保证依据这些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司法人员在诉讼中审查判断证据的时候,不仅要认真审查每一个证据的可靠性和关联性,而且要认真审查每一个证据的发现、提取和保管等程序方法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仅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而且会使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步入歧途。坚决排除毒树之果.即凡是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收集的证据,都不能在诉讼中使用。

可以说,司法改革于中国法治进程而言,是具体制度的渐进推演,更是普遍社会心理的点滴变迁。司法公正对公民个体的影响,无所不在,无微不至。司法与整个国家的发展与命运从来一体,司法制度的改革关涉国家权力的核心配置与运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 司法权力配置问题,是司法改革最本质的问题,是司法改革的深水区,也是未来司法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抛弃“人治”之后,所必须直面的是,怎样的司法权力配置与程序运转,才能实现具有法治意义的正义目标?司法正义与“法治天下”,不独为法律人的职业理想,而已然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公共愿景。值得庆幸的是,人类文明历程中那部分“最不坏的”理念,正在与这古老国度实现着对接。由“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所开启的这段“兴法治而弃人治”的征程,已然无法阻挡,且不会停歇。

参考文献:

1,<<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司法的理论与制度>>法律出版社

4,<<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

5,<<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

6,<<十八届四中全会与文件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

作者信息:韩建东,山东薛国律师事务所律师